Heretic's profile扛住!PhotosBlogListsMore ![]() | Help |
扛住!这个时代只给了我们两种选择:去死,或者死扛。 |
|||||
|
|
作为一个辩手,我哭笑不得
我一直以为,试图跳过对善恶对错的争论而直接站上道德制高点去“怜悯”对手,不过是小儿科的伎俩,上初中后,同学之间的勾心斗角都不屑使用。今天余大师让我认识到,这是一项国粹,值得发扬光大。只是,余大师至今还不知道资格与能力,尤其是逻辑能力,在中国早已脱钩这一现实,被蒙在鼓里,确实值得怜悯。余大师不仅有妻儿,有单位,有家庭,他还有一幅幅千疮百孔的幌子及其下越磊越高的逻辑债台,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博爱、考虑一下正常人的脸皮承受极限,就此住手算了?毕竟,一个有良知的社会,不能因为一个人不把自己当人看,就顺理成章的也不把这人当人待了。 余大师还不知道,国辩的水准早已不足以支撑他“我太懂辩论是怎么回事”的宏论了。一个大人,见多识广,却得着鸡毛当令箭,让人不胜唏嘘。其实,作为一个辩手,我何尝不希望,所有跟国辩沾边的人都“太懂辩论是怎么回事”一点,只是国辩的衰落早就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原因么,考虑到博爱,就只能不详了。 2006山东省状元重写2009山东省高考作文题冉冉童鞋参加了落木萧萧下的重写高考作文活动,以下是她的文章: 作文题:"见证是一种经历,也是人生、社会记忆的凝聚。在生命历程中,我们见证了人生的悲喜、社会的变迁;在历史长河中,许多人或事物又成为历史的见证。请以"见证"为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见证》 那一年,我一岁半。或许因为安静的故乡小城乖巧和谨慎地拒绝涉入复杂事件,或许因为当时我的记忆尚不能清晰完全,这一天对我而言似乎并无特殊之处。如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普通孩子一般,我学讲话,学走路,学习这个世界的真假对错善恶黑白。身边有父母陪伴的幸福小孩只知有家而尚未理解国的概念,所以哪里会想到,距离不远的另一座城市里,有些孩子的父母会在这一天听闻噩耗,而后在一天里流尽了一生的泪。此后的年月,他们不再有痛哭的权利。 等我开始认字,爸爸书柜里的红皮小册子告诉我,那些孩子从未存在。而后,连这一天是否存在,都开始变得模糊不清。我只知道,日历上还有这个方格,可它注定一片空白。对我所在的国度的居民而言,这是不能够发生任何事情的一个日子。仿佛教徒们恪守清规,从日出到日落,无为无言,无欲无想,没有记忆,没有纪念。 后来,在墙外的大学里,为交一门功课,我在图书馆的放大机前翻阅了那一天部分重要报纸的微缩胶卷。历史带着血腥气息扑面而来,沉默的现实惭色满面。 所幸,我逐渐看到,在这个地方,那些历史的见证者,以及见证者的见证者,选择了痛苦地记忆,而非麻木地遗忘。如同梁文道所言:我们守护记忆,直到最后一人。 我很遗憾,尽管我有幸生于这一天之前,却没有能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时刻的见证者。即使孩子的眼光不足以理解当时的所闻所见,那每一个微小的记忆碎片或许也能帮助我们透过诡异的迷雾去弥合历史的断层。所以我羡慕真正的见证者,当持久的强制性遗忘试图在某一范围内彻底抹消一个日期的存在,只要证人证言还在,我们总有希望在层层尘土之下发掘出真相的废墟,辨别何为事实何为谎言。 奥威尔说: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所幸记忆可以守护,见证可以传递。十五万烛光中的每一支,都是一名见证者坚定的信念。有你们在,有我们在,即使过去无可挽回,至少没有人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现在。 正因如此,在这个国度,我们还可以相信未来。 关于昨天写在照片传上来之前。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万人规模的聚会,上一次是在初中,长沙在弄全运会还是省运会,于是我们全校动员去做开幕式的“群众演员”,之前写过一篇《我对奥运意兴阑珊》,说的就是这个。 很多内地朋友来参加聚会,组织者特意使用了普通话(十分蹩脚),于是聚会以两文三语进行。我见到的内地朋友写的观感,大部分都提到“秩序井然”。 确实,开场前,组织者一遍又一遍地对陆续进场的人说,待会儿如果有人挑衅,不论他有多令人讨厌多令人憎恨,请一定要保护他,请一定要保护他。 人多起来,工作人员开始派发蜡烛、用来接蜡油的杯子、印有合唱歌词的场刊,并一遍遍说,还未领到蜡烛的朋友请扬手,工作人员会把蜡烛送到你手上。 而结束后,组织者一遍又一遍地道歉,说对不起那些辛苦赶来却未能入场的人,尤其对不起那些克服了许多困难从内地赶来的朋友,但是“我很高兴我能在这里向大家道歉”,因为不能入场是由于聚会人数再次创造了历史。 末了,组织者又一遍遍喊,请前排的朋友听听歌、拍拍照,让后排的朋友先退场……前排的朋友能否看过来,这是今天的义工,他们辛苦了……前排的朋友有没有年轻力壮的?能不能协助我们的义工将栅栏(之流的东西)搬走让人群疏散的快一些…… 于是,十多万人,二十分钟前聚在一起摇出一片火海般的烛光,二十分钟后便四散到港岛此起彼伏的灯海里。一个从北京过来的女孩坐在身边一直流泪,后来我要走了,我问她一会儿去哪里,她指指脚下说,这里,我再呆一会儿。 当然,除了眼泪,也有人说“依然不了解历史啊”、“煽情太多”、“这没什么‘深度’”……但是,要知道,这并不是一场历史研讨会、责任鉴定会、价值辩论会,这不过是一场让愤怒得到发泄、让勇气安慰悲伤的仪式。就像你不能要求在大学课堂上获得听相声的欢愉、在玩电脑游戏的时候积累考试知识一样,你也不能苛求一个仪式能让你通灵一般地忽然获得历史与裁断的全知全能。至于那些轻蔑描述“没什么新意”、“炒冷饭”的人,又何必强求自己忍受这日复一日的三餐与睡眠呢,干脆从这个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古老世界上消失吧(简而言之,去死吧)。 这是一场自愿的聚会,那些在乎的人也从来没有强迫不在乎的人来面对、关注或相信什么,不在乎的人既然不在乎,就不该精神分裂一般地强求他们不要去面对、关注和相信什么——毕竟,他们“秩序井然”么——场子里不是完全没有空隙,但成千上万的人不能入场是为了配合警方对走火通道的要求,他们已经被挤到了铜锣湾和天后,还不介意为了留出行人通道而排到离会场更加遥远的地方。 校内的相册如若被删,请移步我的Picasa相册(http://picasaweb.google.com/heretic.q/),谢谢。 用iPhone画的画(Colors!)最近Jorge Colombo用iPhone画的画登上了《New Yorker》的封面,让我对他使用的软件Brushes十分感兴趣。经过短暂试用俺觉得另一个绘图软件Colors!更牛B一点点,本来想写一个对比评测的……但是俺实在是没有时间,光在Colors!上涂出下面那幅图就花了我……加起来可能有半个多小时吧。 上图是本期《纽约客》的封面,Jorge Colombo用Brushes所画。下图是我YY出来的杂志《洋泾浜 - Young Kingdom》封面(念Master的时候的念头),用Colors!所画(当然,标题是P上去的)。 大家看得出来背景是一陀树吧???好久不画画了手生……等我哪天画一个满意一点的再跟评测一起出吧。 围观《麦收》:Believe sth and fight for it昨儿围观了一起“公众事件”。内地导演徐童拍摄的纪录片《麦收》在香港艺术中心上映。由于这部纪录片曝光了内地大量地下性工作者(废话么,内地的性工作者还能是“地上”的么),且记录片的放映并没有取得部分被拍摄对象的同意,引起了香港维护性工作者权益的NGO强烈抗议。 入场前,NGO就在售票点对面派发抗议宣传单,我这只手买票,那只手领宣传单…… 电影开播前,一个NGO的小帅哥跑到荧幕前很礼貌地发表了一通演说,大意是片子侵犯了性工作者的权利云云,其间被观众打断多次。而当电影中出现了未对公开放映表示同意的男性工作者时,小帅哥掏出了一坨“探照灯”打向荧幕,企图让光点盖住面孔。 这时观众席里炸开了锅,有人高喊“喂,干什么!”、“不要骚扰我看片!”、“Shame on you!”、“我的权利就可以随便侵犯了吗?”几位头发花白的老者还冲上前去遮挡和抢夺NGO的探照灯。NGO的家伙们便高呼:“请不要动手好吗?请不要动手好吗?”放映厅一度亮起灯来让工作人员维持秩序(所以我可以拿手机拍到如下照片),但推推搡搡与吵吵嚷嚷仍持续了十来分钟。好在电影没停播——其实我巴不得它停一下,因为现场实在乱成一团,我的注意力完全被台前的纠纷吸引,完全没看到那一段电影在讲什么…… (镜头中这个男性工作者像不像吴彦祖啊?哈哈) 电影很精彩,播毕,我两次拍手都没人跟着一起鼓掌,到第三次的时候,掌声才渐渐响起来,好囧。 而之前与NGO发生冲突的老者,又站起来对着NGO喊,你们不是要讨论吗?我们现在讨论去!然后一撮人来到电影院门口,开始对着嚷……由于老人家和NGO的小青年总是急于表达、从而同时讲话,所谓的讨论非常嘈杂,中间这个绿shai衣服的小伙子先是将手圈成喇叭状喊话,后来又走到一边,对着人群招手说:“有谁想进行温柔一点的讨论吗?有谁想进行温柔一点的讨论就到这边来。”(没人理他……) (蓝衣男为NGO的小帅哥,红衣女为别有用心的洁平同学) 出于思维惯性,我一开始的时候觉得,NGO的小青年和那几位不满的老人家都有点……那啥,俗话说,就是吃饱了撑的。 ——片中尽管出现了并不情愿的被拍摄对象,但用宣传单张、演讲和探照灯的方式,并不能真正维护到他们“不被曝光”的需求,更何况,行动引来了观众的不满和“围殴”,探照灯被夺下,最后不是谁的脸都没盖住么。 ——而几位老人家冲上去又吵又闹还带动手的,无非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观影权益不受侵害。但这么一闹腾,比起忍气吞声地坐在座位上,Miss掉的电影片段肯定更多,而且还受了一肚子气,图个啥呢~~ 当然,以上这一切只是思维的惯性而已。 其实,从上周《麦收》第一次在香港上映,NGO和制片方以及观众之间的冲突就开始了。上周NGO曾拉起遮光横幅挡住屏幕,与观众的冲突更加激烈,使得电影推迟了1个多小时才能放映(据说是香港历史上因故推迟放映最长时间的一次,香港真是个相当守时的地方……)观众怨声载道,制片方也被骂得一塌糊涂。之后,制片方紧急修改了源片,使用化名代替了原片中的真名,并隐去了绝大多数的具体地址信息,并在电影开场前也派发宣传单张,阐述自己对纪录片摄制道德的理解。 也就是说,虽然我昨天看到了冲突,但NGO、制片方和观众已经在之前的磨合中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和解与共识。不论是性工作者的权益,还是观众的权利,抑或是制片方的劳动成果,都在妥协中得到了维护,而这一切,都是他们三方据理力争的结果。据影展策划人 这张戏票是值得纪念的,首要原因是 五四联署:香港青年的愿景作为RT的疑似会员,我向我的诸位好友转发这份由香港Round Table组织发起的联署。发起人的话及联署内容如下:
青年願景──對香港的六個冀盼 我們是一群來自研究及學術界、非政府組織、文化藝術界的青年公民社會成員。我們這一代香港人,沒有經歷過戰火洗禮,卻在成長中見證著香港的多個轉捩點。即使身份一變再變,對我們而言,香港不應是借來的地方,香港人也不是活在借來的時間。香港,是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家。 近年來,香港瀰漫著揮之不去的鬱悶──經濟的低潮、政策的折騰、狹隘的孤島心態,以及對社會科學和實踐研究的輕視,使香港的優勢和自主性越見薄弱迷失。但政府和不少社會資源的持份者,依然崇尚過時的精英主義,習慣以形式主義方式延續管治模式;在追求經濟增長或新機遇的同時,我們整體的生活質素卻未見改善,社會的貧富差距越見巨大,這不但使我們感到無力和無奈,更令我們為下一代擔憂。金融海嘯的出現,將我們從習以為常的、效益主導的經濟生活中驚醒。後海嘯時代意味著我們急需反思過去的生活價值,並為社會經濟和生活模式確立新方向。 近一世紀前,陳獨秀先生在《新青年》寫下《敬告青年》一文,寄語青年在風雨飄搖之時,承擔起改造社會之責;今天我們也提出六點對社會的冀盼,希望拋磚引玉,帶動政府、學界和民間開展對香港未來的討論;也希望社會痛定思痛、勇於變革,為下一代建立一個視野遼闊、共同參與和不再反智的社會。 知性的而非形式的 任何公共政策,均應以嚴謹的研究作基礎,並以科學態度將之納入公共行政之中,而非先有結論、後有研究。本地不乏出色的學者和文化工作者,但卻往往不被重視和鼓勵,或被逼於學院中進行與本地無關的學術論文,或在民間被視為廉價勞工。無論是政府或企業,均有責任為本地提供更佳的學術和文化土壤,推動更多前瞻的研究及創作,尊重知識,為理想和創意拆牆鬆綁。 多元的而非民粹的 自由多元的言論空間,是香港僅餘不多的優勢之一。唯有不以憎恨和恐懼推動討論,以知識和理性作為討論基礎,方能使這種優勢得到最大發揮。公民社會需要開放、認真、互相尊重的討論態度,政府兼聽則明、民間互相包容,建構更多真正多元的交流渠道,深化知性討論,讓下一代在多元及理性的環境下成長。 流動的而非停滯的 傳統『香港精神』認為香港人肯捱肯摶,自力更生便有出頭天;但今天的香港階級流動停滯,青年人不是墮進無止境自我增值的怪圈,便只能在低技術工作短缺的勞工巿場中掙扎,兩極化的勞動巿場抹殺了突破的可能性。香港需要更健康的勞動巿場,更需要新的想像和更大的發揮空間,讓有創意的人──特別是青年人,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創造自己和香港的未來。 開放的而非封閉的 香港需要一個開放的政治空間,使社會各階層可以同共參與管治。『均衡參與』不應是維護既得利益者、延續由一小撮政治精英把持政治困局的晃子,而應該是一個民主社會的真正願景。在『一國』之下的香港,更有責任讓『德先生』好好定居,作為中國民主化的階模。 國際的而非孤島的 香港擁有大中華地區最大的網絡和媒體自由,加上殖民地的歷史因素,理應是個國際城巿,但近年香港卻相反越見去國際化,國際視野淪為工具及包裝,卻缺乏對世界的認識和關懷。在背靠中國、面向世界的同時,我們必需更主動了解和參與世界,更具人文關懷地了解世界,方能真正地拓展視野,擺脫孤島心態,清楚自己的長處和路向。 我們的而非無根的 『我們』指的是廣義的香港人,無論是年長或年輕、是生於此地或移居至此的人,既視香港為家,便更需直面本土的歷史脈絡,從自己的根發展出屬於我們的路向。在全球化席捲的同時,了解及確立自己獨特的身份更形重要;香港獨有的文化、歷史、複雜而多元的身份,正是香港人的根本,務必對之珍重,並認真研究和整理。否則十年後的香港,只會淪為一個無根的社會。 对[白]弹琴:我还记得小白提起了四年前的初夏,说:“你们还记得吗?”我说:“我还记得。”而且,可能比你想象得还要清楚。 2005年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那个初夏十分平静。我与筷子、大黄一起前往珠海校区培训校队,在那里认识了小白,并继续跟葫芦、阿拉蕾、女婿等等不靠谱的家伙们日益熟络。 要陪电子科大打新加坡赛制,就要练陈辞。刚开始的时候,没人能站起来连说三分钟且让每个人都听懂,磨着磨着,一切都慢慢好了起来。晚上训练完了,在校园里的水果店吃西瓜,初夏的知了早早噤声,几只苍蝇围着头顶的白炽灯飞舞。十几米开外,宿舍楼像一艘艘庞大而辉煌的舰艇停泊在夜晚的潮水里,每一扇窗户都亮着灯。 后来我们去中山比赛。据小白说,在中山时我的眼睛发炎了(我的疾病史真是一刻不歇地积极参与我的人生)。“可怜的虫虚弱地在角落里滴眼药水”,小白是这么说的,但我印象不深。比赛完了,我跟大家随车回到珠海,在学校附近一处荒芜的地方下了车。身后你们的车呼啸而去,我在夜色里推开一扇奢华的大门。从那晚开始,我在朋友家的某栋别墅住了近一周。珠海的别墅区总有一股还未发迹便落寞的气息,好处是永远安静。 朋友家是新装修的,宽敞、通透、窗明几净,家具还未购置齐全,很多时候我便睡在地上。朋友家没有开通网络,小区里没有商店和报刊亭,我又受不了电视里傻到冒烟的连续剧,比赛结束,朋友远离,于是这几天成了我这辈子最最清净的时间——不能上网、极少短信、不看电视、没有杂志和书籍。我像浮在虚无中一样,蜷在珠海的某个角落里。 珠海真是个让人忧伤的城市。广阔、潮湿、人迹稀少,大片的空地、草丛和山林,使得这里的房子被建出来的那一刻,便成了草丛里废墟。可它依然具有南方海滨城市的坚韧气息,比如它那黄澄澄的海水,就与珠三角灰蒙蒙的天空相称无比。 我二十岁之前的两年,就在珠海度过。与后来我去的那个“中大”一样,这个珠海的“中大”在雨天也会水气氤氲。蒸腾的云雾抚摸着周围的山脊,盯久了怅然若失。晚上夜凉如水,拖船的汽笛声与校园里的蛙声此起彼伏,听久了郁积难消。校园里的湖泊名字优雅,诸如“若海”,诸如“隐湖”。湖岸整齐,草木稀疏,安坐其中的情侣都规规矩矩,脸上的青春和青春痘一览无余。 过了几年的彼时,我住在朋友的新家里,早上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睡觉,朋友们从不把我叫醒。黄昏时在小区里散步,欣赏人家庭院里的阳伞和植物。愿意多走几步,再横跨一条没有斑马线和人行天桥的快速公路,就可以去到海边。偶尔去会所的阅览室翻阅过期的时尚杂志,通常也只花半个多小时。这段日子实在太清心寡欲,以至于我对我是怎么吃饭的没有任何记忆。在那些大段大段的空白时间里,我总是会想起刚刚和你们一起度过的短暂初夏。 那天比赛结束,掺和比赛的四个学校循例被主办方聚集在某酒楼,开始互相灌酒,无止境没底线的吹水,始终贯穿其中。人开始绕着酒桌流动,宴席成了鹅卵石之间的湍流。厦大的哥们酒量不错,自如地在人群中吆喝和穿梭。 2007,两年后的夏天,也是厦大的几个哥们,和我们在澳门某酒楼里吃过脆皮烧猪喝过酒,回来时倒在澳门大学的选手宿舍楼下借着酒劲嚎啕大哭。诸如理想和荣誉之流的词藻在他们的哭声中时隐时现,我在他们头顶上的某扇窗口望着赌城的霓虹,回忆两年前的酒精在我们身上起过的作用。 我记得黄韬把自己喝吐了,我还隐约记得他有哭。像每一个刚刚接触啤酒的孩子一样,那股苦涩的味道总能勾起自己最怯于启齿的痛苦。阿拉蕾有些木然地望着这早已与辩论无关的一切。小白的谨慎和尊重让我知道,阿拉蕾鄙视的一切,她在尽全力去理解。葫芦插科打诨的技术远没有现在高超。而刘振在酒桌上的一句“我不考虑就业,要就业也是当官”,语惊四座。 如今,刘振从了刘小枫,研究的哲学和冥思的事情都不再是我能看懂的东西,再过几个月,丫还得随导师去人民大学。葫芦和小白则早就在北京安顿。朋友们都有北上的趋势,大黄性格磨叽,便在杭州耗着。我轻轻南下,忽然间连节日问候都变成了国际短信,想到这里便心存郁结。刘小枫总在谈论个人灵魂如何安顿,我并不怀疑我的灵魂还在我兜里揣着随我飘来飘去,可其中的一部分,其中最忧郁的一部分,还是遗落在了那年夏天、和那年之前的若干个夏天里。 与小白在文章末尾的说法不同,于我来说,这不是什么神话与传说。这是我们共同的、普通到残酷的青春。它曾经以虚弱、忧伤、痛苦、谨慎、木然、磨叽等等寻常却迥异的方式在那片土地上真实地展开过。又是初夏,群星列宿依照四年前的位置在夜空中悉数展开,这个周末,我要带另一群年轻的孩子去澳门比赛。小白,你说得没错,神话可以再造,青春的体认可以共振,却未必重合。 |
|
|||
|
|